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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明朝为防蒙古入侵，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，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。

    但当地土地贫瘠，收获不多，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，因而粮食不足，而募兵逐渐增多，交通不便，军饷成为重大问题。

    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、或漕运，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。

    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，召请商人把军粮，米、麦、豆草等运到边境，给予盐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。

    宋代已有折中法，但规模不大，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份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。

    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，独占盐的贩卖，获取巨利。

    永乐以后，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，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。

    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，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。

    当地商人占有地利，逐渐抬头。

    他们在黄土绝壁间，开凿土窑，储藏谷物，土窑干燥，可保存谷物数十年，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。

   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，借开中法积累资本，再经营金融业，扩展到江南一带，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，贩运到各地。

    平阳府、泽州、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，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。

    他们往往一人出资，与同族同乡合伙，称为伙计。

    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，誓无私藏。

    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，对抗其他商人。

    明代中叶，北边逐渐开拓，军饷征集较易，而且银亦开始流通，除了开中纳粮外，官员开始用银买粮，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，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，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。

    于是徽商兴起，与山西商人对峙。

    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，卖盐、取盐都非常方便，因此累积大量资本，形成了晋商，故有“平阳、泽、潞富豪甲天下，非数十万不称富”。

    明代中期，盐业制度由“开中制”改为“折色制”。

    “折色制”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，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，然后运到各地去卖。

    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，渐渐超越了晋商，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。

    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，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、女真等其他部落、国家与地区做贸易。

    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。

    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，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。

    甚至在清代早期，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。

    明末后期，晋商大量走私粮食，衣物，炊具，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；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。

    作为回报，后金政权则以人参、鹿茸、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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